狂人

其时是天宝七载，我终于回到了故乡长安。距离中书门下设立不过二十六年，后人称作安史之乱的那场惨剧也不过是七年后的事情。

自然，以上的话只是为本文设定一个背景。若读者对欧洲史更加熟悉，不妨将其理解为“其时是1494年。我终于回到了故乡阿尔萨斯。距离我们的皇帝腓特烈三世将这里变为哈布斯堡家族领地不过17年，我们的国家成为“日耳曼民族的”也不过20年光景。”若是有疏离感的话，也可以想成“其时是2012年。我终于回到了故乡王家铺子。距离农业税取消不过6年，那场改变全世界的大疫也不过是8年后的事。”寓言本来就可以应用于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。若非如此，又何必有寓言呢？

如前所述，我回到了长安宣阳坊的旧宅。与家人重逢，自是一番感慨。安顿下来后，有仆役赶来通报，说是数日前接到了李征老爷的来信。李征是我的旧友。他是天宝三载的进士，后补江南尉。此人生性狂狷，恃才傲物，不屑与稗官贱吏为伍。这种轻蔑被现实的引力压制，终于积累为癫狂。他因此被解职，而后不知所踪。此时收到来信，我自然喜不自胜。连忙让仆役呈上信件，展卷阅读。为简短起见，以下只摘录吾友对其经历的叙述，而省去启辞之类的套话。

“（前略）发觉我的疯癫后，一些差役包围了家宅，客气地请我收拾行李，随他们离开。我被带上马车，一路颠簸，到了码头。他们带我乘上一艘游舫，船上有乞丐、赌徒、逃荒者，还有像我一样精神失常的人。他们说这里是“狂人舟”，其作用是带我们驶离文明世界，免得使我朝蒙羞。七个世纪后，这种具有隐喻的形式才会在拂菻国流行，在那里他们称之为‘那拫禊符’。

那些兵士将囚人们关在舱底。我因为有功名，夜间可以到甲板上放风。然而我身无长物，亦无事可做，只好面对河水冥想。其时明月在天，清辉随水流蜿蜒至船底，如我那不可捉摸的命运。波涛起伏，光华分裂为无数亮线，仿佛通往所有可能存在的方向。我便被放逐在这样的河口，这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。于是感到身心欢喜，不知困居舟中，不忆世事烦扰。水与月渐渐相融，物我之别亦难得见。

船靠岸后，我们一行人被押上牛车，接着转移至驼队。队伍穿过安息州，进入西域，终于停在一座叫迈莰底缧丝的城市。当地的一处病坊充作拘役所。小院在一片坟墓附近，时有野狐低鸣。我的病室半截于地牢，水滴自石壁流下，缀连于锁链与镣铐。我便被禁锢在这点景之间，同外界的一切隔绝。然而，被命运束缚的，又岂止我一人？如果说国家、文化、制度、仪式，这一切上层建筑都源于集体想象，不是所有人都被困在一场梦中吗？我的病房外纷纷扰扰，时而听到痛哭，时而听到欢笑。据说西域的学者曾见到泪珠中有百万生灵。那么，笑靥里或许亦存大千世界。它们与悲欢本身一般，虚妄而不相通。

在漫长的寂静中，我的内心逐渐变得空无一物。若世事是画卷上的墨迹，我便是通往广袤空间的蛀洞。就算穷尽砚池，墨迹也无法穿透蛀洞分毫。此时仿佛有兵士到来，有声音言道数日后将有一场审判。然而审判只能作用于“有”，对于“空”则毫无意义。”

这封信到此戛然而止。我本想处理过家中诸事，便动身寻找旧友。不想家母病笃，难以分身。后来安禄山起兵，吐蕃趁机发难，丝路遂绝。永泰元年，我终于随商队抵达西域，寻得那家病坊。那里早已人去楼空，只有一位老兵看守。经他指引，我来到了好友住过的那间斗室。只见一副偈子凹陷于石壁，虽经廿载，依然清晰可见。正如四个世纪后，巴黎圣母院钟楼里深深刻下的“命运”一词。偈曰：

远瞧灯笼大
近瞧大灯笼
走近留神看
灯笼净窟窿

后记

本文灵感源自米歇尔·福柯的《疯癫与文明》。如福柯氏所述，愚人船（Narrenschiff，即本文中的狂人舟）乃是文艺复兴早期的想象产物。它们载着“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”去寻找自己的理性，并使这些人得到净化（因此我将这个德语词译为“那拫禊符”）。本文的主角李征（读过《山月记》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很熟悉）便乘上了这样一艘船，游弋于东方的河口。然而若说他沿莱茵河顺流而下，大抵也不违和。正如默存先生所言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。此外可续貂曰：“古学今学，道术未裂”。17世纪时，疯癫甚至被作为知识和理性的象征。《唐吉诃德》里的褴褛骑士可以妙语连珠，针砭时弊。同样的手法，在三百年后鲁迅的作品中亦颇有体现。

然而也正是在近现代，肉食者将游手好闲定义成了一种有害道德的行为。禁闭和审判也就成了对于疯癫的隔离和惩戒。18世纪末的西欧医院将“违反习惯法者、家庭浪子、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“。而东方亦有发扬不教而诛思想的中心和书院。这大概也是“心理攸同”的一种体现。在此引用《万寿寺》的结尾。也许这既是对人类历史的总结，亦是对其未来的预言：

“长安城的一切已经结束，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。”